山大概況
楊向奎

楊向奎(1910- ),字拱辰,河北豐潤縣人。1935年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后曾留在學校文學研究所短期工作。抗戰時期先后在后方的甘肅師院、西北大學、東北大學等校任教。1946年受聘至青島山東大學任中文系主任。青島解放后,改任新成立的歷史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等職。1956年調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院至今。主要科研成果有專著11部和論文二百余篇。

“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楊向奎在1991年于山東聊城舉辦的一次有關傅斯年先生學術討論會上有一句結語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這句話實際上可以作為先生一輩子人生追求的總結。自少至老,始終不渝。無論從政治上和學術上看都是如此。先生在北大歷史系學習時,最早選修了顧頡剛先生開設的《尚書研究》課,開始步入了研究經學和中國先秦史、古地理學的治學道路。隨后又受傅斯年先生的影響擴大了研究領域。1933年,傅先生在課堂上宣講《夷夏東西說》,發表了夏代興起于西方的見解,先生經鉆研辨析,撰寫了《夏本紀越王勾踐世家地理考釋》一文刊于1935年出刊的《禹貢》雜志1卷1期,提出了夏代興起于東方的與傅先生針鋒相對的論點,并于1936年由禹貢學會出版了《夏民族起于東方考》一書。顧頡剛先生在研治經學時,斷言《周禮》與《左傳》這兩部古文經書都非先秦人的原著,而是西漢末年劉歆偽造之書。楊先生經過多方稽考,撰寫了一系列論文,最后以《論的性質及其與的關系》的總結性宏文發表于1936年出刊的《史學集刊》第2期上,確認《周禮》與《左傳》二書均非偽作。顧先生在宣講西漢政治史時又提出五行學說也是“劉歆一派偽造出來”的理論。楊先生從1942年開始便著手研究理學,陸續撰寫《西漢經學與政治》一書,至1945年由重慶獨立出版社正式印行。此書基本內容是辨明五行學說在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等言論中已可窺見些蛛絲馬跡,但完整創立五行相生、相勝學說的人乃戰國后期的陰陽家鄒衍,與劉歆無關。此論一出,震驚學壇,相繼獲得了傅斯年、董作賓等老輩學者的一致好評。自此以后迄于今日的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先生始終秉此宗旨從事研究:一方面,尊重傳統,博極群書,以海納百川的情懷竭力吸收前人的科學研究成果以滋補身心,提高自己;另一方面,銳意開拓進取,勇于突破陳說,別起涂軌,自抒胸臆。一掃學界陳陳相因的萎靡不振陋習。

教學和科研并重,比翼齊飛


我國高校條例規定,高等學校的任務是以教學為主,形成教育和科研兩個中心。這就昭示:高校教師的首要職責是教學和培養后備人才,科研工作必須服從和服務于教學。可是執行的結果,由于一些復雜的原因其中主要由于教師的私心作祟,因此,重科研、輕教學的偏向幾乎普遍存在。先生的一生則與此種不良傾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先生的身上,人們會察覺有一顆愛國育人和為國家盡心盡力構建人才梯隊的滾燙的心,并有一種神圣的使命感。他雖然自己積極從事科研,而且業績輝煌,但同時又以極大的熱情千方百計搞好教學和培育后備人才的工作。其辦法也是多種多樣,十分令人感動:第一,通過辦刊物發現和培養人才。其中通過辦《文史哲》發現兩個小人物便是最突出的一例。第二,愛護青年,如保赤子。先生對學生不僅業務上嚴格要求,而且在政治和生活上也關懷備至,關鍵時刻勇于挺身而出,濟困扶危。1947年,青島山大發生過“6?2”事件,不少學生被逮進“特刑庭”,后來又有些學生奔赴青島外圍的解放區,這時先生竟冒著危險積極投身于對學生的營救工作,并曾多次慷慨解囊,資助學生解決生活或路費等問題。第三,獎掖后進,不遺余力。先生對學生的業務一向要求極嚴,但如發現青年取得了任何一點有積極意義的進步,則總是關愛有加,破例地大加表彰或鼓勵。臨近青島解放時,先生給當時的中文系新生講授《群經概論》課。有位學生寫了篇《讀論語札記》的作業,全稿不超過2000字,卻提出了不少新論題,先生看后,大為稱贊,夸獎其文章有顧頡剛之風。這種特殊的獎賞真使這位學子受寵若驚,永生難忘。90年代初,又有一位我校歷史系30余歲的青年寫了一篇有關宋史的稿子,向某權威學者提出了挑戰。先生看到文章后,馬上給我校某領導寫信,詢問該學子為誰,他深為山大歷史系后繼有人而高興。后來還不斷給該生通信,多方勉勵或布置寫文章,壓擔子。現在這位學子業已成為年輕的博導。第四,放下架子,與學生打成一片。1956年秋,先生剛剛調入歷史研究所,便率領一批青年親至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做了半年的社會調查。60年代初,又親率兩批青年分赴北京明清檔案館和山東曲阜孔府文館會,領導大力開發整理兩地浩如煙海的歷史檔案寶藏。除此之外,還與學生合作著書,耳提面命,循循善誘,科學和教學并重,比翼齊飛,乃先生無私奉獻和足以師表萬世的又一個重要體現。

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都業績輝煌


縱觀先生近90年的人生歷程突顯著一種巍巍高山、浩瀚無際的卓爾不群風貌。從古人崇尚的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看,先生都業績輝煌,交相輝映,華光四射。以立德論,先生在大學求學時代便有著強烈的愛國思想,1936年,曾與孫以悌等發起組織以“潛社”命名的讀書社,倡導讀書救國,同時參加該社者尚有胡厚宣、張政烺等。青島解放前夕,先生是當時山東大學熱情支持愛國學生運動的極少數進步教授之一。新中國誕生后,先生又是當時全山大唯一的一位最先光榮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專家學者。以立功論,先生先生在行政領導和學科帶頭人的崗位上, 辛勤勞作,日日夜夜,數十年如一日。尤其在事關發現和培養后備人才、系乎學術生命等戰略問題上提出了提出了一個又一個新創議,如創建山大歷史系并親任主任,創辦《文史哲》并親任主編,倡議開發歷史檔案寶藏,號召歷史工作者除文獻外必須重視考古和社會調查等,都堪稱金聲玉振,金玉良言。其所作奉獻,既有錦上添花,但更多和更可貴的是雪中送炭,溫暖人心。以立言論,先生以60余年的寫作時光撰著出版了專著11部和論文200余篇,總篇幅近700萬言,3部合著和為人作序等雜文尚未計算在內。其專著主要書目為:《西漢經學與政治》《大一統與儒家思想》《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自然哲學》《自然哲學續編》《道德哲學》《清儒學案新編》《繹史齋學術文集》《繙經室學術文集》。其內涵從橫向看,涉及了人文和自然以及人文科學內文史哲的所有領域;從縱向看,則貫通了從先秦到清代的中華數千年文明史。乃名副其實的博通經史,學貫中西的巨子。

年老心青 猛志常在


先生為學,務本務實,淹博貫通,融匯經史百家與乎西學于一爐,爐火純青,深造閫奧。光照天人之際,創獲良多,而自己卻十分虛心平靜,視為固然。持盈保泰,生命不息,掘進不已。先生在數十年以前便養成了早睡早起的好習慣,即每天堅持晚上八九點就寢,次日晨3點起床從事研究。因此,在歷史所一直流傳著一段故事和佳話:有位老先生是習慣開夜車的,常常發現楊先生早上起床開始研究了,那位老先生尚未就寢。今天先生已年屆九旬,仍堅持著數十年前的作息制度。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孜孜以求,毫無倦色,亦無任何自滿自足心理。為學篤實光輝,山崇海闊。著作如林,桃李芬芳。且又能永葆學術青春,做到鞠躬盡瘁,奉獻終老。無愧為時代之豐碑,學林之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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