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概況
孫鴻泉

孫鴻泉(1910.9-1979.12),山東省博興人,我國著名耳鼻喉科事業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一級教授。1938年畢業于齊魯大學醫學院,獲加拿大多倫多醫學博士學位。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40余篇,出版專著、教材5部。生前任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兩次獲全國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

孫鴻泉教授出生于魯北農村的一個普通家庭,父親孫元仁,兄弟姐妹6人,人多地少,生活非常艱難。孫鴻泉靠著伯父、五叔的幫助讀完了中小學。

1928年,孫鴻泉在鴻文中學畢業后,考入濟南的齊魯大學附設高中學習。1933年考入齊大醫學院。當時齊大醫學院是由外國教會創辦的,對學生要求很嚴,淘汰率很高,一個班入學時幾十名學生,經過7年下來,有時只有幾名學生畢業。因而他加倍努力,埋頭苦讀,絲毫不敢懈怠,取得四年結業總考全部課程及格的好成績。他正慶幸自己總算沒白用功的時候,卻被迎頭澆了一桶冷水:有的洋人當權者提出不讓他畢業,原因是他自進入齊大醫學院后,從未進過康穆堂作禮拜,也沒有參加洋人教授召集的查經班聽講道,故而提出讓他多讀一年,以示懲戒。但由于遭到多數中國教授的堅決反對而作罷,總算畢業進入實習。這是他痛恨洋人的開始,后來才了解到內情,原來參加洋人查經班的學生,功課不及格可照常升班、畢業,不參加的,即便功課都及格,也讓留級,實在可惡之極。他也從自己例子體會和認識到外國教會利用宗教拉攏腐蝕中國青年的真面目。

1937年,他剛進入臨床實習不久,抗日戰爭即行爆發。在全國上下廣大軍民一片抗日救國呼聲下,齊大醫學院學生們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他們班的同學當即被允許調入空軍,任實習軍醫,到南京報到后,他被派到安徽廣德飛機場擔任戰地救護。不久即奉南京國民政府命令撤退到江西南昌一機場擔任救護工作,但是很奇怪,幾乎沒有什么救護任務。后來蘇聯空軍來華助戰,他被派往南昌醫院,擔任蘇聯受傷空軍戰士的治療工作。約半年后又自南昌撤退到江西南部的吉安。1938年底,即在抗日戰爭打響后的一年,便撤退到大后方的四川成都。通過這段與蘇聯醫生和空軍傷病員的交往,他了解到蘇聯醫生對傷病員極為負責的醫療作風,傷病員亦絕對遵守醫囑,蘇聯空軍人員的做事干練、吃苦耐勞、負責守紀,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從而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國情和醫學狀況有了良好的感性認識,盼望中國能由共產黨聯合民主黨派,發動全國人民共同抗戰,肯定有希望,會有個好的前途。

自到成都后,他在華西、齊魯、中央三大學聯合醫院作住院醫師,并由齊魯大學醫學院耳鼻喉科郎健寰主任介紹,在華西大學醫學院眼耳鼻喉專科研究班兼讀研究生,1940年夏天畢業,以后即專攻耳鼻喉科。那時的齊魯大學醫學院教授分兩派,即洋人和反洋人派。他與郎老師是堅決的反洋人派,終因那時洋人勢大,到1943年署假后,洋人便不讓他兩人再在華西、齊魯、中央三大學聯合醫院任職了,他于是離開了齊魯大學醫學院。在1938年到1943年這段時間內,他還兼任成都同濟醫院耳鼻喉科醫生(每周去2-3次)及四川省干部訓練班醫生(每周去1-2次)。之所以在院外兼職,無非是由于在抗戰時期的大后方國統區物價飛漲,家庭生活無法維持,只好依靠兼職以為繼。

1943年8月,他以雇員名義就任成都空軍第一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同時在北碚江蘇醫學院兼任耳鼻喉科學教授,藉以不間斷教學促進業務上的進步。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他辭去空軍醫院職務,到了南京,暫時在南京市立醫院工作幾個月。齊魯大學醫學院搬回濟南后,因無人教授耳鼻喉科學課,校方多次敦請,他才于1946年回到了母校任教。

1948年由齊魯大學保送,用美國醫藥援華會的經費,他得以到美國留學。長期以來,他深感中國醫學落后,尤其是耳鼻喉科,很多手術都不能開展,所以他很珍視這次難得的機會。在美國圣路易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耳鼻喉科研究院學習一年后,于1949年7月在美國費城Temple大學醫學院杰克森內診鏡專科班以優異成績畢業。他曾在紐約由病理科孫紹謙醫師介紹參加過一次中美科協座談會,內容是帝國主義在中國辦學校的侵略實質,及如何組織在美同學收回中國教育權等問題,他對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侵略野心有了進一步認識。1949年8月,祖國大陸已大部分解放,他毅然婉絕朋友們的挽留,拋卻優厚的物質待遇,決心回家、報效祖國,因為飽受戰爭創傷和苦難的中國、同胞們更需要他。船到香港準備返魯時,臺灣當局派原南京政府衛生署長造訪,力邀他去臺灣。他嚴詞以拒,堅決地登上回青島的客輪。船抵青島時,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興奮異常,從此全身心地跨上為新中國服務的征程。

回國后,黨和國家給了他以極大的信任和熱情的關懷。他也深感新中國的耳鼻喉科人才極為缺乏,醫療技術落后,醫學院師資少,耳鼻喉科病人得不到足夠的診療,認為自己應肩負重擔,為改變祖國醫學落后面貌,勤奮鉆研,積極工作,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業務專長,在整個50年代,僅在國內率先開展或改良的手術即達30余項。此后,他還突破本科范圍,開展了眼科、口腔科和神經外科一些高難度手術,也均為國內領先,聲名遠震。

孫鴻泉教授不斷借鑒國內外先進科學技術,并在本專業的醫療技術上精益求精、力爭創新。早在1942年,他就協同郎健寰教授在中國成功地開展了第一例全喉切除術,并首次訓練無喉病人用食管發音講話,開國內之先河。1947年,他又在國內率先開展內耳開窗術治療耳硬化癥,病人聽力有明顯改善,他仍不滿意,在6年后又創用改良內耳開窗術,療效很好,吸引更多醫師前來學習,他才略感放心。其后他又首次將內耳開窗術用于治療先天性耳畸形,取得顯著效果。

40年代末,當時的口腔科、眼科、神經外科手術水平不高,人員又缺乏,孫鴻泉教授以其廣博的知識和高超的手術技能,突破了耳鼻喉科范圍,對前述科室的許多疑難重癥也在國內領先開展并取得成功。例如他開展的經顱中窩行三叉神經感覺根切斷術治療三叉神經痛、頸淋巴根治性清掃術、上頜骨及眼內容物摘除術、唇及腭裂整復術、面神經減壓術、面神經改道縫合術、膜迷路電凝固術治療美尼爾氏病、大腦側室乳突竇吻合術治療腦積水、雙側喉外展麻痹的手術治療等,都取得滿意效果。此外,他還開展氣管、食管內窺鏡手術治療食管賁門痙攣、食管靜脈曲張(注射硬化劑)、食管癌(鐳療)、食管狹窄等。

50年代他在國內率先開展的手術主要有鼻部腦膨出手術、舌癌切除術、下咽癌咽喉及頸食管切除一期咽喉頸食管切除裂層皮瓣整復術、中耳癌的手術治療、鼓室成形術及其改良術式、面神經移植術、枕骨下入路聽神經瘤切除術、喉疤痕性狹窄的手術治療、鞍鼻整形術、鼻咽部與顱骨內脊索瘤手術、額骨板障腫瘤切除術、頸動脈體瘤切除術、原發于卵園孔硬腦膜纖維瘤經顳下窩途徑摘除術、經鼻中隔及鼻竇垂體瘤切除術、中耳頸靜脈體瘤切除術、經鼻竇途徑取出蝶鞍異物和顱中窩途徑摘除顳骨巨細胞瘤手術等。這些均被收入他主編、人民衛生出版社發行的《耳鼻咽喉科手術學》中,成為本專業的經典著作重要組成部分。他還主編《耳科學》、《耳鼻咽喉科學》等醫學院教材和《醫學百科全書·耳鼻喉科分卷》。記得他在編寫教材時曾收集了國內外耳鼻喉科的好經驗和新技術進展資料,而且還把祖國醫學的成熟經驗放進去,他說:“針灸治療神經性耳聾,就有比較顯著的效果。”這充分說明一位真正的科學家絕不存有任何偏見,應努力吸取外國的、中國的醫學精華,豐富耳鼻咽喉科學,推動醫學向前發展。

孫鴻泉教授不但在學術上倡導獨立思考、勇于開拓創新,以至醫術精湛,而且其高尚的醫德醫風永遠都是后輩們的楷模。例如,有一次他診視一位懷疑鼻咽癌病人,連做四次活體組織檢查,病理報告均無異常發現。他雖然擁有扎實的理論根底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但更相信臨床表現和自己的檢查所見,便耐心說服動員病人與家屬再做一次活檢。結果在可疑部位取到病變組織,證實是鼻咽癌,使病人得到了及時治療,一直被傳為佳話。

北京某醫院住有一位顱底巨大腦膜瘤的病人,在場的蘇聯專家束手無策,認為不能手術。孫教授不考慮個人聲譽得失,甘冒風險,在詳細診察后制訂了縝密方案,親自執刀,硬是從病人鼻部取出巨大腫瘤。手術的成功,令在場的中外專家無不感到欽佩和嘆服。

他常說:“醫生的手術刀可以救人,但在庸醫手里會變成殺人屠刀、草菅人命。”每次手術他都嚴密地考慮術中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和對策,作出最妥善的手術方案,因而手術成功率很高。杭州某醫院給一位幼兒作氣管切開時誤傷食道,發生氣管食道瘺,吞咽打嗆、進食困難,影響發育,十歲的孩子看上去象三、四歲大小。尤其是喉部功能長期廢用,已經不能說話了。其家長帶著孩子奔走各地求醫,手術達7次,甚至做過兩次開胸手術,仍未好轉。他們打聽到孫教授,不遠千里前來求治。當時孫鴻泉教授不顧個人安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摧殘的身體尚未很好恢復),親自與王天鐸、朱平教授一起為患兒做了氣管食道瘺修補術,一次獲成功!后來,這孩子一切恢復了正常。此外,他還為許多病人解除了誤診的痛苦,擺脫了癌魔的桎梏。類似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1951年,國家衛生部指定齊魯醫院耳鼻喉科為全國進修基地,委托孫鴻泉教授舉辦全國高級師資培訓班。其后,每年1-2期,直到60年代初。1953年,在孫鴻泉教授積極倡導和大力推動下,山東醫學院開設了國內首屆耳鼻喉科學四年制大學本科專業班,共招生59人,無論是全國高培班還是專業班,他總是親自制訂培訓和教學計劃、編寫教材,而且多是親自講課,并進行技術培訓,有的手把手教手術操作,其嚴格精細的教學作風和熱心耐心的執教態度造就了大批耳鼻喉科專門人才。現在他們遍及全國各地,大都成為該學科的專家和學術帶頭人。此外,通過對進修醫生的帶教和下鄉巡回醫療,了解到地區和縣醫院的耳鼻喉科醫生很缺乏,技術水平差,因此他主張面向基層,自己也經常下去講學、幫做手術,培養專科人才。

他在教學中非常重視動物實驗和尸體上的手術訓練。不但他自己,就是年輕醫生或進修、實習生,都要求反復練習手術操作,直到熟練后,才能給病人做手術,以高速度完美結束操作,盡量減輕病人痛苦,可見其治學嚴謹和對病人高度負責的科學精神。

盡管臨床業務和教學工作繁忙,孫鴻泉教授一直堅持搞科研工作和動物實驗。由無數例成功的手術經驗和積累、整理而成的論文、專著,不斷結出科研碩果,供同行享用;他更充分利用醫院為著名專家配備的實驗室(50年代和60年代初,醫院為皮膚科尤家駿和耳鼻喉科孫鴻泉兩位教授創造科研條件),開展新技術。1963年他和助手們冒著夏日酷暑反復試驗,終于在狗身上取得國內首例喉移植成功,攀登上科學高峰。事后他對同事們道出了“創新”的決竅:“不干出不了東西,扎扎實實地干,就會干出新東西!”千真萬確,至理名言。

孫教授性情謙和,誠懇寬厚,善于關懷體貼家人和同事,從不擺出教授、名人的架子,對孩子們和年輕醫護人員更是既嚴格要求、又愛護體諒,得到周圍所有人的尊敬和愛戴,也取得各級領導的尊重和支持。“毫不保守,無保留地將經驗體會教給同事,將點滴知識技術奉獻給社會和人民,為中國耳鼻喉科學事業做出巨大貢獻,是這一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這是歷史給孫鴻泉教授作出的中肯評價。

由于孫教授在醫療、教學、科研及行政業務管理各方面的突出業績,黨和政府以及醫院領導委以重任,并給予很高的榮譽。歷任齊魯醫院耳鼻喉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中華醫學會耳鼻咽喉科學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山東省耳鼻喉學會主任委員、山東醫藥衛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民主同盟山東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山東省及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及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先后獲山東省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山東省特等先進工作者、全國先進工作者(兩次)榮譽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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