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概況
薛暮橋

薛暮橋(1904--)江蘇無錫人。著名經濟學家。30年代曾參與組織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主編《中國農村》月刊。1946年曾在臨沂山東大學講授《思想方法和學習方法》。1949年以后,歷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家計委、經委副主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國家經濟體改委顧問,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主要著作有:《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等。

八十年代初,有一部經濟理論著作曾一度成為暢銷書,短短一年時間竟十二次重印,印數高達265萬冊,并先后被譯為英、法、日、西班牙等各國文字出版,這就是我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為什么一部學術性著作會引起讀者如此強烈的興趣呢?一位外國記者說,因為“它是一個反映和推進中國經濟現代化的藍本”,而對本書的作者,國外的媒體評價是,他“不是關在象牙塔內的學者而是參與制定實際經濟政策的行動派。”

的確,薛暮橋不僅是一位注重實際的理論家,同時又是能夠對我國經濟建設提出有價值意見的少數理論家之一。不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時期,長期以來為我黨的經濟決策、經濟理論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并撰寫了大量文章、著作。薛暮橋晚年曾說:“回顧我開始從事經濟研究的歲月,我始終是直接、間接在黨的領導和培養之下,懷著堅定明確的政治目標,作為思想文化戰線上的一名戰士而工作和斗爭。”“我一沒有進過國內外什么名牌學府深造,二不是埋頭書齋、閉門讀書寫作,而是專注于當時中國社會生活中最緊迫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農民土地問題,一面學習理論,一面參與實際工作,在實踐中鍛煉提高,逐步成熟起來。”

“監牢大學”畢業


1904年薛暮橋出生在江蘇省無錫縣禮社鎮的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因家境衰敗,僅讀完了三年初級師范便輟學考上了鐵路實習生,在離杭州不遠的筧橋車站工作。受大革命的影響,年輕的薛暮橋這時已開始探索革命道路并積極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杭州參與領導鐵路工人運動。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由于叛徒告密,薛暮橋與幾位同志一起被捕,關押在杭州市的“陸軍監獄”。在獄中,他親眼目睹許多共產黨人生死關頭仍孜孜不倦讀書、追求革命真理,受到強烈震撼。他深刻地領悟到,共產黨人在任何時候也不能虛度歲月。從此,每當晨曦微露,他便湊近窗口,借著一縷晨光讀書。入夜,還在昏暗的燈光下艱難地辨認。當時這個監獄共關押著三百多名政治犯,知識分子占多數。他們利用獄卒管理不嚴的條件,從獄外弄來很多進步書籍,相互交換傳閱。他還結合讀書,學習了英文和世界語。先后讀了威爾士的《世界史綱》《歐洲近代史》,并利用階級斗爭觀點來分析、研究歷史,懂得了解決土地問題的幾種方式,為以后研究政治經濟學、農村經濟打下了基礎。他還閱讀了英文本的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的《獨立宣言》、美國憲法,懂得了各國的政治制度,如總統制、內閣制、各種選舉制度等。

薛暮橋讀得最多的是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書,蘇聯布格達諾夫的《政治經濟學》、日本河上肇的《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史》、日本古典經濟學和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學的著作,互相比較,加深理解。還讀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以及生物學、天文學的一些名著,豐富了他的世界觀、宇宙觀。三年監牢生活中,他讀的書比正規大學讀的書還多。

1979年10月,薛暮橋去美國訪問,在費城看到了《獨立宣言》的原本,薛暮橋告訴美國教授們:“50年前我就讀了《獨立宣言》,那時萬萬想不到50年后會在這里讀到它的原本。”教授們聽了十分驚奇,問他是什么大學畢業,薛暮橋答:是“牢監大學”畢業的。

社會調查中增長學識


1932年,經同學介紹,薛暮橋來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參加了由副所長陳翰笙(中共秘密黨員)主持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工作,從此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經濟研究生涯。

在陳翰笙指導下,薛暮橋從最初開始經濟研究,就十分注重社會調查,注重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在自己的家鄉無錫進行了一個月的調查后,寫成他的第一篇學術文章,陳翰笙為其命名為《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送進步刊物《新創造》發表,不久,日本的《改造》雜志翻譯轉載了這篇文章。此后,他不斷在農村做調查、寫報告,揭露帝國主義的經濟剝削如何加速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1933至1934年,他去廣西師范學院教農村經濟和政治經濟學,曾利用寒暑假帶領學生到農村進行實地考察。1934年,他與經濟學家陳翰笙等一起組織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并主編了《中國農村》月刊,用巧妙的筆法宣傳馬列主義和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成為我黨在國統區對青年開展啟蒙教育的進步刊物。

圍繞中國農村經濟問題,薛暮橋進行過長期而廣泛的調查研究,以論證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論證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1937年1月,他的《農村經濟基本知識》和《中國農村經濟常識》兩書先后由新知書店出版,前者是以西方國家農村為研究對象的農業經濟學,后者是介紹研究中國農村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狀況,當年日本學者米澤秀夫將此書譯成日文出版,書名為《支那農村經濟概論》。

1942年,在戰火紛飛的環境中,由于給干部、戰士講授政治經濟學的需要,他以膝蓋和挎包當書桌,寫出了通俗易懂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于干部的理論學習起了很好的作用,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政治經濟學》教材。

革命斗爭實踐中發展理論


1943年,薛暮橋來到山東抗日根據地,先后任省政府秘書長兼工商局長等,從事經濟領導工作。根據自己豐富的經濟理論知識,他利用經濟規律取得了對敵貨幣斗爭的勝利。為保持山東解放區的物價穩定,他利用山東沿海鹽業資源豐富的優勢,實行食鹽專賣,不僅取得大量的財政收入來支援抗日戰爭,并且利用食鹽輸出所得的敵區貨幣,換回當時解放區急需的各種物資,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并以此壓低了敵區貨幣和根據地貨幣的比價。

在這期間,薛暮橋經常去臨沂山東大學講課,主要是講思想方法和學習方法問題。1942年參加整風運動時,他曾認真學習了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實踐論》和劉少奇的《人為什么犯錯誤》等著作,寫了許多學習筆記,后來加以整理補充,用作講課教材。這本教材曾由新華書店出版,書名為《思想方法和學習方法》。后來日本共產黨把它譯成日文,作為共產黨員學習的課本,發行數量比在中國國內大得多。

新中國成立以后,薛暮橋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和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等職務,在繁忙的工作中,仍不放棄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工作。文革前的17年間,共發表過近30篇經濟學論文,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計劃經濟、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等重要問題進行了探討,1979年4月出版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一書,正是其中部分文章的匯編。

“文革”中,作為“經濟學界反動學術權威”,薛暮橋雖被關進了“牛棚”,卻表現得非常超然和樂觀。在干校“勞動改造”時,分配他在夜間看護糧食,薛暮橋就利用這個時間構思“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內容,每當黎明收工時,顧不上休息,連忙把夜晚思考的問題記錄下來,就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中,他完成了這本書的初稿、二稿,后來又在病中反復改寫多次,這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此書系統總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批評了違背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左”傾錯誤,強調按客觀經濟規律把社會主義建設引上正確軌道,并對經濟體制的改革進行初步的探索,一時之間引起巨大反響,并譯成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

1980年,薛暮橋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顧問,雖已是耄耋之年,仍以極大的熱情關注社會經濟現象,關注改革開放進程,并不斷發表文章、著述,參與理論和政策的討論與決策,提出一個老經濟學家的真知灼見。如針對社會上保守思想回潮的思想傾向,1991年1月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發表《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對社會主義經濟作為一種商品經濟從理論上進行探討。文中對商品、貨幣、市場、計劃、勞動工資、財政稅收、銀行金融、所有制、企業制度等10個問題,聯系實際進行分析,反對把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立起來,把有關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理論和政策論述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1980年到1988年,相繼出版了《當前我國經濟若干問題》、《我國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改革》、《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管理經濟》、《改革與理論上的突破》等四部反映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研究成果的論文集,1990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將其匯集成為《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一書,共收入1977—1990年間的論文、報告54篇。

199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計劃委員會在人民大會堂聯合舉行《祝賀薛暮橋同志從事經濟工作和經濟理論研究六十年座談會》,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同志出席并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胡繩、陳錦華、馬洪、孫尚清等理論界著名人士也到會祝賀。薛暮橋的前半生,是在中國內憂外患、滿目瘡痍的苦難歲月里度過的,這激勵他在青年時代就立志用所學到的經濟學知識去拯救祖國。他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是在政治經濟學的各種范疇的推演和運用中度過的,但他不是一個把自己關在書齋中的學者,他總是善于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研究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他非常重視調查研究,理論密切聯系實際,這是他的主要治學特點。他常說:“搞政治經濟學,一是要理論聯系實際,而是不當‘風派’。”這也是他自己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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