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概況
陸侃如

陸侃如先生,我國現代著名文學史專家、教育家、國家一級教授,在他70多年的人生歷程中,對自己“學而不厭”、對別人“誨人不倦”,他在古典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不僅建樹頗多,更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材。他勤奮謙遜的治學態度和誨人不倦的為師之道,為海內外學人所共道。

陸侃如教授(1903—1978),字衍廬,江蘇海門人,1903年出生于一個愛國紳士家庭。他自幼資質聰敏,勤奮好學,尤其熱愛文學。1916年在本縣高小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南通中學。1920年因文才出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24年畢業時,又因名列前茅再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專攻中國古典文學。1927年研究院畢業后,曾任上海中國公學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兼在復旦大學、暨南大學任教。1929年與馮沅君先生在上海結婚,從此兩人開始合作研究中國古典文學。1932年他與馮先生一起赴法國巴黎研究院留學,經過3年刻苦的學習,雙雙榮獲文學博士學位,回國后陸先生任燕京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抗日戰爭爆發,北平淪陷,他與馮先生不甘屈辱,于1938年初毅然離開北平南下昆明,任當時遷往云南的中山大學師范學院教務主任兼代院務,1942年任遷往四川三臺的東北大學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1947年接受山東大學的聘請任中文系教授。1949年青島解放后,任山東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圖書館館長。1951年被任命為山東大學副校長、校科學研究委員會主任、《文史哲》編委會主任,并當選為山東省人民代表。1953年又相繼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委員、全國作協理事。

陸侃如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史專家,主攻隋唐以前的文學史,尤以《楚辭》研究聞名海內外。陸先生治學,以敏于創新著稱,他的許多論著,在學術上都具有開創之功。他才思敏捷,學識淵博,年輕時就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取得成績。在北大讀大學一年級時,年僅20歲的他撰寫的《屈原》一書,便由上海東亞圖書館出版。在當時被認為是“用新的觀點來研究屈原生涯及其作品的一部好書”。到大學畢業時,又出版了《宋玉》一書,這本書對宋玉的考辯和評價,也為時人所稱道。這兩本書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是研究《楚辭》的代表作。這期間,他還陸續發表了《宋玉評傳》、《宋玉賦考》等20多篇論文。并在1925年開始了中國詩史的寫作。《中國詩史》是陸先生與夫人馮先生合作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全書不僅史料豐富,取材審慎,要言不煩,而且在評論一些作家作品時,“常常能打破傳統的偏見,提出比較符合事實的新見解來”。學術界認為此書是一部唯一的詩歌史著作。魯迅先生對《中國詩史》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八年抗戰期間,陸先生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獨立完成了長達80萬字的《中國文學系年》。這是一部資料翔實、富于創見的學術著作,而且從中可以看出陸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的精辟見解和求實精神。之后,他與馮先生再度合作,于1933年在上海出版了24萬字的《中國文學史簡編》一書。此書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處理文學遺產上的問題,對廣大青年學習中國古代文學史起了良好的指導作用,被教育部定為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

他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并以此指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從而在學術上取得了嶄新的成績。他先后發表了《我們為什么紀念屈原》、《什么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流》等10多篇論文,并與馮先生合著《中國古典文學簡史》,此書隨后被譯成英文和捷克文出版,是最早介紹給外國讀者的中國文學史。1957年與高亨等先生合著《楚辭選》,1970年前后又與一些中青年同志合寫《杜甫詩選》、《韓非子選注》、《劉禹錫詩文選注》、《文心雕龍選譯》、《劉勰論創作》、《劉勰和文心雕龍》、《楚辭選譯》等著作。

尤為難得的是,在“四人幫”大搞儒法斗爭之際,陸先生還寫信給劉大杰先生,對他在《中國文學發展史》里把杜甫列入法家提出批評。這篇題為《與劉大杰論杜甫信》的論文用詳盡的事實說話,批駁了將杜甫列為法家的謬誤,成為學術領域內反“四人幫”大搞儒法斗爭的第一篇。

陸先生一生不僅著述豐富,而且質量極高。這與他勤奮筆耕,堅持不懈,勇于創新,縝思慎行的治學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陸侃如先生進入高等學校任教,幾十年來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成績十分顯著,可謂桃李滿天下,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陸先生在教學工作方面,一向勤奮刻苦,既善承前賢,又勇于創新,在培養青年中,傾心關注,嚴謹不茍,凡是受他教誨的人,無不為之感佩。他以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教學經驗,不斷完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擔負著對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他采用個別輔導、共同合作和舉辦討論班的教學方式,為山東大學培養了一批古代文學的研究人才。在他的指導下,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先后寫作的《楚辭選譯》、《文心雕龍選譯》、《劉勰論創作》、《劉勰和文心雕龍》等著作,都有較高水平,受到全國學術界的注目。

陸先生不僅是一位學術上的嚴師,而且是一位難得的“人師”。這主要歸因于他是一位愛國的知識分子。他自幼因家庭的影響,受到愛國主義的熏陶,青年時期又受到“五四”偉大愛國運動的影響,思想中萌發了反帝反封建的熱忱。抗日戰爭期間,在一直堅持教育工作的同時,積極從事文藝界的抗敵工作,加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助會,組織抗敵協會川北分會,并將自己的寓所作為協會的活動場所,宣傳抗日理論,評議時政,開展抗日活動。抗戰勝利后,在山大工作期間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讀書會,并和進步的教師一起學習馬列主義著作和黨的方針政策。解放后,盡管他與馮先生的生活十分簡樸,但仍經常慷慨解囊,在經濟上支援國家建設。他在古稀之年,雖身處逆境和妻子不幸逝世的打擊,身體十分衰弱,但仍奮不顧身地投入到教育事業中去,更加努力地為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而工作。陸先生于1978年病故。他在臨終前將期珍存的全部書籍和近3萬元人民幣存款捐獻給學校,受到全校師生的贊揚。陸先生的業績充分體現了他為國家為人民,以培育人才為己任,嚴謹治學,以身作則的精神。

(以上內容來自《山東大學英才錄》P80)

“西北有高樓”


陸侃如(1903-1978)著名文學史專家,江蘇啟東人。1947年始執教于山東大學中文系,歷任圖書館館長、《文史哲》編委會主任、副校長,為一級教授。

1935年一個炎炎的夏日,在法國巴黎大學文學院的大廳里,一場博士論文的答辯正在進行。宣讀論文的是一個黑頭發的中國青年,他旁征博引,條分縷析,一篇論述中國漢魏文學的論文寫得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而又文采飄逸。答辯委員會的委員們提出的問題是嚴格而又挑剔的,但他們從這篇論文中找不出些微的邏輯上的混亂和考證的疑似之處。

進行論文答辯的是風華正茂的陸侃如先生,時年32歲。他學殖淹博,大器早成。1923年,20歲的陸侃如進入北京大學學習剛一年,就在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屈原》一書,并在《努力周報》上發表了《宋玉評傳》。到1927年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的時候,他已經發表了十多篇論文,并且繼《屈原》之后出版了《宋玉》一書。

《屈原》與《宋玉》的出版,奠定了陸侃如在楚辭研究的地位。此后出版的幾種中國文學史著作,如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小史》(1928年,上海光華書局)、劉麟生的《中國文學史》(1932年,上海世界書局)、胡云翼的《新著中國文學史》(1932年,北新書局)、楊蔭深的《先秦文學大綱》(1933年,上海華通書局)等,都明言是據陸侃如的研究成果來論屈宋,并對其研究做了較高的評價。

1929年,陸侃如與著名女作家馮沅君喜結連理。此后,二人在共同的文學研究生涯中潛心向學,攜手切磋,先后合作撰著了《中國詩史》(1931年,大江書鋪)、《中國文學史簡編》(1932年,大江書鋪)。到1932年秋天陸、馮二人相攜赴巴黎大學留學時。未及而立之年的陸侃如與夫人馮沅君已經是聞名遐邇的著名學者了。

還是讓我們回到那場遠在歐法的論文答辯會上來吧。面對聳鼻深目的“洋考官”的詰問,方額秀目的陸侃如成竹在胸,侃侃而談,語從容而答如流。耳聞目睹了這位年輕的中國學者的學識后,答辯委員會委員們面露笑容,頻頻頷首。就在答辯會快要結束的時候,忽然有一位洋教授的聲音響起:

“那么,為什么孔雀要向東南飛呢?”

這個問題提得可謂是奇哉怪也,可笑而且荒唐。《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中一首著名的長篇敘事詩,它寫的是漢末建安年間,廬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劉蘭芝被婆母遣歸,自誓不嫁,被家人逼她改嫁投水而死的故事,是中國古代詩歌中歌頌忠貞愛情、揭露封建禮教的名篇。這首詩原名《焦仲卿妻》,因為詩的首句為“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所以后人多以首句稱其詩名。

就這首詩的首句而言,作者是以鳥起興,意謂“孔雀向東南方向飛去,但因為眷顧它的配偶,所以飛了幾里路就徘徊不前”,意在引起下文。至于問“孔雀為什么要向東南飛”,而不向西南飛,西北飛,那只有從幾千年的作者于地下而問之,或者是去問那只經向東南飛去的孔雀了。

面對這樣的法蘭西奇談,答辯委員們個個面面相覷,主席亦不禁愕然。然而應試者卻似不假思索一般,答案應口而出:

“因為,‘西北有高樓’!”

是的,因為“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這答案來自與《孔雀東南飛》約略同時的漢末文人五言詩《古詩十九首》。因為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阻斷了孔雀西北去路,它才索性折身而返,振羽東南!

聽到這奇絕的答案,在場者無不相顧莞爾,一時滿場粲然。以“西北有高樓”對“孔雀東南飛”,不僅顯現了陸侃如面對詰難機敏如響的睿智,同時也可以看出他那份中國古代典籍爛熟于心的深厚功力。

就在這年秋天,陸侃如、馮沅君伉儷雙雙獲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后回國。此后,陸侃如先后出任燕京大學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學師范學院中文系主任,東北大學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47年到山東大學任教,先后兼任圖書館館長、《文史哲》編委會主任、副校長等職,1978年在濟南逝世,終年75歲。

陸侃如一生著述甚多,他的著述除前述外,尚有《中國古文學系年》《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楚辭選》《楚辭選譯》《劉勰論創作》《文心雕龍選譯》《文心雕龍譯注》問世,其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杰出貢獻為世所公認。

他與馮沅君教授的結合更是世所盛傳的人文佳話。倆人同為法國巴黎大學的文學博士,都是新中國的一級教授,又都曾擔任過山東大學的副校長。他們合作撰寫的《中國詩史》《中國文學史簡編》《中國古典文學簡史》都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詩史》作為中國詩歌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在30年代一問世即產生了重大反響,魯迅先生即曾將《中國詩史》與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一并向人推薦,建國后又有多家出版社多次刊行。《中國文學史簡編》修訂后由作家出版社重版,被論者稱為“解放后用新觀點、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統的文學史”;《中國古典文學簡史》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俄、捷克和羅馬尼亞文本,成為建國以來唯一一本介紹給外國讀者的中國文學史著作。

(以上內容來自《山大逸事》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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