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概況
聞一多

聞一多(1899-1946)湖北蘄水人。著名詩人、學者。1930-1932年任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

無詩時代的一多先生


美麗的海濱城市青島,海洋大學內,有一座被命名為“一多樓”的小樓。它的旁邊,還聳立著一座聞一多的雕像。這些都寄托著人們對詩人、學者、民主斗士,曾任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聞一多先生之深切懷念。

1930年8月,聞一多先生應楊振聲校長的邀請,來到青島山東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

一多先生是很愛海的,在《死水》的第一篇詩上,他寫著:“我愛青松和大海”。

一多先生是很愛海的,記得第一堂作文,他給我們出了一個題目:“海”。

一多先生是很愛海的,但我們很少在海濱碰到他,他常常在教室里,在文學院辦公室里,作為他的學生、他的朋友、他的助手的陳夢家常常陪他在一起;下課或辦公以后,他便常常帶著他那蓬亂的頭發、那身長衫,曳著一根手杖匆匆回到他的書房去,那里也是一個海——精神的海。

青島雖然像詩一樣,但是青島時代的一多先生卻沒有詩。這沒有,也不是絕對的,在這個時期的《詩刊》上,就刊出了一多先生的一篇長詩《奇跡》。《死水》之后,一多先生沒有再出過詩集,這篇長詩也就在這個渺茫的人間流落了。

一多先生為什么沒有詩呢?

我看,可以從下面三點上去找出原因來:

這個時期,一多先生對于詩的成就和要求都是很高的。這個要求,特別在藝術的水準上,但這不是說一多先生對于內容和意義一點也不管,他要“嚴肅”,這當然是對人生說的,可是這“嚴肅”又缺乏了具體的內涵。因為他要求過高,對于別人的東西就不大容易首肯。

一多先生這個態度,并不是對別人作品一律看不起的自我夸大,對于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樣的。我在他面前提起《紅燭》,他馬上顯得不安起來,仿佛有一片紅云從他的瘦臉上掠過去了。

對于過去作品的追悔,增加了他寫作的謹慎。可是,在“謹慎”嚴格的監督之下,新的作品便難產了。《死水》在當時,無論如何是有了很高評價和影響的。一多先生自己也顯得很愛他的這一本詩。這是一集精心的結構,無論在意義的嚴肅上,形式格律的創造上,以至于裝訂和圖案的設計上。對于別人和一多先生個人,《死水》是一個高峰,怎樣爬的更高些,而這個高峰又在其下呢?

顯然,一多先生在“沉默”了。

還有,一些社會偏見也多多少少殺死了、至少是冰結了一多先生詩創作的興頭。在我跟著一多先生的那些日子里,總是勸說他、鼓勵他、挑逗他的詩興,他常是悵惘而又帶點凄然的味道說:“已經有你們寫了,我寫不出什么東西來了。”這話雖然很簡單,但我覺得它含著很多東西,這些東西到底是什么,我也說不出來,只是在聽了一多先生的話以后,心里起了一種凄然的感覺。這時候,除了“一兩個朋友的詩”以外,他簡直和新詩絕緣了。當我很貿然也很勇敢地勸他再寫詩的時候,他說了使我驚異的話:

“還寫什么詩!‘新月派’,‘新月派’給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

到這時,我才恍然于一多先生的不寫詩還有這樣一個苦衷在里面,我——恍然之后,跟著就來個凄然。

當然啰,一多先生新詩的絕產,最重要、最基本的,還是應該歸結到他的生活上去。他愛海,他住在海濱上,但他并不去看海;他住在紅樓上大院子里,但他并不去看庭園的花花草草;一間書房,幾架子書,這才是他的生活和生命,這才是他的一切,也可以作為一切的說明。詩是離不開生活的,在生活萎縮的時候,詩它也萎縮了。《死水》之所以成為一件經得起磨練的藝術品,并不全在乎多種形式的試探,和“豆腐干”式(這是當時一般人給一多先生的詩型特別制造的一個名詞)的嚴格,而是源于《死水》里另外還有一些更重要的東西——一個詩人對于祖國的熱愛,由于熱愛而失望,由于失望而頓足捶胸;對于國外洗衣服的同胞同情,對于賣櫻桃“老頭兒”的憐憫,對于“天安門”外學生遭遇的不平,對于“一灣死水”未來的想法(“不如讓給丑惡來開墾,看他變成什么世界!”),保證《死水》價值的是這一些,是詩人一多先生對生活的愛與憎,對祖國期望焦灼的一顆血淋淋的心!他太愛自己的國家了,因為他在外國太多痛苦的經受;他太愛自己的同胞了,因為他自始至終就是一個“有火氣”、有熱情、有正義感的人民同情者。這一點,并沒有能夠使他見諒,反被加上了這樣派、那樣派的頭銜。起初,一多先生雖然沒有講到這一點,我猜出他的內心一定是很痛苦的,可是,我們也該給社會人們的觀感以原諒,一多先生那時候的“朋友圈子”和“文藝圈子”,使人們從這方面想的可能性太大了。其實,我很清楚。一多先生對于胡適和徐志摩,就對我說了很多話,也可以說是發了很多牢騷。一多先生對于《新月》月刊的態度和徐志摩生活態度,始終是:嚴肅,認真,刻苦,努力去追求的。但是,當個人生活不能夠和時代溝通,不能夠和多數人連結的時候,思想變成了沒有血肉的東西,熱情也只有落空了。何況一多先生生活過來的時代是多么轟轟烈烈,和一多先生同時代的文藝巨人又是如何地隨著時代改變了自己,站在人民的前頭舉起了文藝大旗——這是事實,直到一多先生臨犧牲前兩三年,才追認了的,這追認是多么勇敢,多么雄壯,多么悲痛,多么值得我們學習的啊!

在動蕩的大時代里,一多先生把自己關在書齋里:在整個中國急劇蛻變的時候,一多先生在唱著:“秩序不在我的范圍以內”(《聞一多先生書桌》,見《死水》末篇結句),雖然一多先生要的不是“咫尺之內的和平”,到底四堵墻壁把他和世界隔絕了。因而,在他的思想失掉了具體內容的時候,他的人也就成了找不到出口的一座火山,因而,他也就沒有詩了。

海濱時代的一多先生雖然沒有詩,但卻沒有脫離開詩。他是包圍在詩氣氛里的。他在研究杜甫,日以繼夜地工作著,“目不窺園”地工作著。他給我們講唐詩,講英詩,除了杜甫,他對孟郊很推崇;從這里可以看出一多先生對詩和對生活的態度。他給我們講雪萊,講拜倫,講濟慈,講斯華德,講柯勒滋和白朗寧,對于最后兩位,特別是白朗寧,他仿佛有著更多喜愛似的,對于克普林,一多先生沒有給我們講過,但他有他的一部大詩集,他也許喜歡他,或者喜歡過他?

在“名著選讀”的講義上,選了一篇阮大鋮的詩,一多先生對這篇詩似乎頗有好感,這使我有點驚異。至今我還記得他講到“始悟夜來身,宿此千峰上”的那種興致盎然的樣子。

他也給我們講龔定庵的詩,但不是那“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穎豪壯的作品,而是“唯恐劉郎英氣盡,卷簾梳洗望黃河”的壯志消磨,專伺眼波的愛情詩。從個人對詩的愛好與編選標準上,可以看出他當時的思想情況和藝術觀點來。

一多先生雖然自己不寫詩了,但對于別人的詩還是喜歡讀的。夢家的詩,也是原稿最先的讀者和鑒賞人,我有時去找一多先生,他很高興地在拉抽屜,一面說:“夢家寫了篇詩,很好。”以后,他便抽出了他的“紅錫包”,讓我也吸上一支,以后,便讀著,談著,屋子里一片詩的空氣在蕩漾了。

我的《洋車夫》和《失眠》,給他拿去發表了,這是我正式發表詩的一個開頭。以后,我的《老哥哥》《神女》《販魚郎》《像粒砂》……都經他看過。我懷著一篇新作走向他那座紅樓去的時候,怯懦,希望,輕微跳著的一顆心,那情景是多么美好啊。

一多先生時常向我提出“詩無達話”這句老話來。一篇詩,不拘死在一個意義上,叫每個讀者憑著自己的才智去領悟出一個境界來。領悟的可能性越大,這詩的價值也就越高。一篇頂好的詩,仿佛是一個最大的“函數”。一多先生有一次拿了夢家的一篇詩——《螢火》來做例子,他說:“深夜里,這點螢火,一閃一閃的,你說這是螢火嗎?但它也可以是盞小燈,一點愛情,一個希望……。”

雖然海濱兩年,一多先生沒有詩,但一多先生的精神卻是一個大海,在極端嚴肅而靜穆的狀態下,他無聲地容受著、潤育著、醞釀著。

一多先生,這個大海,他在等待著一個大時代的風暴的到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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